最窮富豪莊世平:生前無房無車,捐款上千億,一分不給兒女

在香港,只有两个富商死后享受过国葬的待遇,分别是霍英东和庄世平

霍英东大家都很熟悉,那庄世平是谁呢

作为香港金融界绝对的标杆,庄世平却是“中国最穷的富豪”,生前没有自己的房产、车子,死后把价值两千亿的两家银行捐赠给了国家,子女只能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庄世平,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他曾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更不该尘封。

1911年,庄世平在广东普宁县一个普通的侨商之家出生。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庄世平从小就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悲壮, 内心根植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1927年,周恩来和贺龙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来到汕头,16岁的庄世平看见这支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那时候庄世平就暗暗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力量微小,也要竭尽所能做些什么。”

在中国大学(民国时期高等院校)经济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庄世平应友人的邀请,从北京到曼谷中学开始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师、教务主任和校长等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庄世平开始奔走于东南亚各地,集结海外华侨的力量,将他们捐献的抗日资金和物资,运送到国内的抗日最前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汽油和药物,更是异常紧缺。

想要从海外运输物资回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虽然滇缅公路通了,也有汽车,可是却找不到司机。

毕竟这条公路崎岖难行,上方还盘旋着日本的飞机,对于运送车队来说,异常危险。

没有办法,庄世平亲自奔赴马来西亚请陈嘉庚帮忙想办法,

在陈嘉庚的周旋下,一些华侨司机开始奔走于滇缅公路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生命运输线,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送进了国内,确保了抗日活动的开展。

庄世平后来回忆说:

“从缅甸运送到昆明,路途遥远。出发的时候,车上装有18桶汽油,到达目的地,也就没剩下几桶了。有些汽车因为跑太久,直接卡在半路无法走动。可以说,运送到的物资,真的是比黄金还珍贵。”

同时,庄世平辞掉了学校的公职,转行去报社当起了记者。他前往缅北高原、滇西峡谷考察,撰写了多篇关于缅甸公路的文章,尽可能激发华侨抗日救亡情绪,令他们参与抗日战争。

很多青年在庄世平的引导下,积极回国参加革命,让国内抗日队伍不断壮大起来。

随着抗日形势日益严峻,庄世平先后参与创办了“合盛商行”、“德泰公司”、“安达公司”,他一面经营侨汇兑换和物资贸易,一面又把挣到的钱去用来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由于庄世平是抗日的积极分子,自然而然也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曾多次上了他们的通缉名单。

在泰国积极抗日的七年时间里,庄世平曾一度被捕,两度被迫逃亡。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入侵泰国。一直活跃在抗日宣传前线的庄世平,也被视为日军眼中钉,被泰国警方追捕。

当天夜晚,庄世平收到消息,不得不扔下父亲、妻子林影平和四个孩子,独自逃亡。

那时候最小的儿子庄荣新还在襁褓中,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庄世平才重返泰国,与家人团聚。

庄世平看见庄荣新的时候,他已经五岁了,却丝毫不认得自己。

庄新荣误以为对方是来家中拜访的客人,甚至还呼唤母亲和祖父出来招呼。

结果庄荣新被告知要叫庄世平爸爸的时候,他一度反应不过来,叫到第三声他才缓缓叫了一声爸爸。

对于儿子的生疏,庄世平内心五味陈杂,非常不是滋味。

多年来,庄世平为了国这个大家,对于自己的小家亏欠太多。

即便如此,庄世平却没有一刻停止为国家出力。可以说,为中国抗日的胜利,他竭力奉献出了一切。

解放战争时期,因遭受外反动派的仇恨和挤压,安达公司日趋艰难,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庄世平不得不相继关闭在上海、河内、曼谷等地的分公司。

最后,庄世平把安达公司的业务全部转移到了香港,重新安营扎寨,坚守这块最重要的革命重地。

尽管情况艰难,可庄世平始终没有忘记党和恩师的托付:“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不缺政治的人才,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

在香港,庄世平做起了棉纱和生猪生意,还创办了专营侨汇兑换业务的“宝通钱庄”。

由于庄世平善于经营,也很勤恳,很快生意就做得有声有色,为党和国内提供了大量经费,对华南地区的迅速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期间,庄世平不断替党组织斡旋在香港和海外的事务:

替被港英当局无理关押的共产党人士,四处奔走,寻求营救方案,提供数万元保释金;

代替南方局向越南捐赠资金经费,用以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解放战争;

为奔赴北京开会的泰国爱国华侨,安排在港的饮食起居。

虽然庄世平生意做得不错,但当时的香港金融体系还被英国资本垄断,国人难以真正大展拳脚。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庄世平决定在这个金融中心,建立第一家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说起来容易,但庄世平实际上启动资金只有1万美金,还是借来的。

身边的朋友不免笑他天真:开银行别说一万元,就是一千万元都不一定行。

可庄世平不信邪,他克服万难,创办起了南洋商业银行

1949年12月14日,第一家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在银行的上方,也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升起这面国旗的压力难以想象,而意义绝非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

一年后,庄世平又在澳门也开了一家银行,名为澳门南通银行。

虽然两家银行资金少,规模也都不大,却是唯一可以与内地进行资金往来的银行。

加上庄世平多年积攒的口碑和信用,许多商户都愿意选择庄世平的银行办业务。

此后36年时间里,庄世平慢慢将当初只有18人的小银行,逐步发展到了拥有50家分行、2000多员工、总资产达733亿港元,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此时的庄世平,是如鱼得水的金融家,成为“首富”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庄世平却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

1983年,庄世平把自己创立的两家高达2000亿元的银行,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没有给自己和子女留下半分。

庄世平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根不能忘,离开了这个根还能说什么呢?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够好,这是一个总体原则。国家民族不富强,不自立,做一个中国人是很难过的。现在中国解放了,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

从始至终,庄世平都是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得失。

普通人在金钱面前,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底色。然而庄世平却始终如一,真正的将红色坚持到底。

1979年2月22日半夜,在香港跑马地一间普通公寓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庄世平睡得正香,还是起来接电话。原来打电话的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找他是希望帮忙搜集出口加工区的资料。

被吵醒的庄世平非但没有恼怒,而是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从此与改革开放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到一个月时间,庄世平就把全国各地关于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搜集齐全,传给了吴南生。

1980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被批准成立。

吴南生又一次找到了庄世平,希望可以从他的银行贷款来搞特区的基础建设。

没想到的是,庄世平却笑着拒绝了这笔送上门的生意,并且给吴南生指了一条路:

“你还需要借什么钱,明明脚下踩着就是钱。把地卖了,不仅不需要中央贴补,自己就能赚的盆满钵满。”

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买卖、出租土地。

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出现:“搞个特区,难道连宪法也不顾了?”

但庄世平坚持认为可以试试,“如果特区不能有自己的改革特色,那么还有什么成立的意义?”

在庄世平的鼓舞下,改革者有了勇气迈出关键性一步。

1987年1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块地以525万元价格成交,这不仅仅远远高于拍卖方心理价位,也从此令特区建设资金不再成问题。

而庄世平冲冠一怒远远不止一次。

1979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广州参与创办特区工作研讨会。

庄世平认真阅读了已经草拟好的具体文件,结果十分失望,特别是觉得税率过高,难以吸引招商。

对此,庄世平开始劝说相关部门负责人,扭转思想,降低税率,才能吸引外面人来特区。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这种政治风险,毕竟如果实行比资本主义香港更低的税率,很难不被质疑“我们更资本主义?”

庄世平怒了,他明白如果不改变,特区条例只会沦为废纸一张,甚至他放言:如果实行这样的条例,我和港澳代表将投弃权票。

随后,广东省委书记等人先后找他了解情况,明白老人想法后,开始做相关部门思想工作。

最终,公布的特区条例中,采纳了许多庄世平的具体意见,其中特区税率定为15%,对外资尤其是侨资,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后来,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当时制定的特区条例。

退休之后,庄世平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兼任了几十个职位,凭借在华侨界巨大影响力,不断出谋划策,团结组织大家爱国。

庄老说:

“我也老了,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尽点心而已。光说各种捐款吧,每年都达几千万、几亿,不尽心上心行吗?”

李嘉诚与庄世平相识已久,是很好的朋友。

李嘉诚曾经问过庄世平:“世平兄,你说,人生做什么最有意义呢?”

“兴学育才最有意义。像陈嘉庚先生一样,名字和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人生最有意义。”

在庄世平的建议和感染下,李嘉诚捐建了汕头大学

事实上,从学校的筹建开始,选址、设计以及师资力量配备等,全程都是庄世平参与把关,甚至还邀请了自己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担任汕头大学第一任校长。

记得庄老曾经说过:“我这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受了洋人太多气,就想为中国争口气。”

有如此崇高民族大义,试问当今社会,又有几人?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说: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

虽然庄世平挣到的、经手的钱数以亿计,但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无比勤俭之人。

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物件就是一块上百元,戴了几十年的老手表。一件衣服往往缝缝补补,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多年来,庄世平从来没有购买过一辆车,上下班和普通员工一样坐公交挤地铁。

他也从来没有买过一套房,一直住在银行分配的,不到百平的员工宿舍。由于没有电梯,九十多岁还要来回爬楼梯。

自己过得节俭,庄世平也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甚至没有给他们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

庄世平的长子庄荣叙退休前一直当出租车司机,住廉租房。

但他却从不抱怨:

“虽然自己是香港的最低层,但对于父亲的选择,感到理解和骄傲。”

一直以来,父亲教会他们的自食其力,比什么财富都宝贵。

2007年,97岁的庄世平因心力衰竭在香港去世。

在他的葬礼上,当时的行政长官曾荫权亲临致祭。而为他扶灵的十余人,分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全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等。

可以说,送别的宾客也是非富即贵,阵容豪华。

除此之外,庄世平享受的是最高级别的国葬,灵柩上覆盖国旗出殡,极尽殊荣。

庄世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无私,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一直念念不忘的依旧是:“让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强盛,有地位、有尊严。”

现如今人人都推崇精致的利己主义精神,像庄世平这种拥有“大丈夫”人格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一老功勋邦国重、万人追仰惠泽深。”

这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写给庄老的挽联,也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虽然庄老已经作古,可是他大无私的精神值得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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