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印度也在重新思考他们和英国的关系

英伦三岛尽管地理上偏居一隅,受制于人,自诞生起就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但十五世纪起,英国就渐渐开始翻盘

赶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潮流,解放思想,不久又掀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光荣革命,英国人民推翻专制,凭借工业实力,把触角伸向世界,输出“现代化”,用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手段,竟夺取了一个世界殖民帝国——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日不落帝国),英国从地理的边缘变成中心,彻彻底底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领导了世界现代化。

从东印度公司开始,英国对印度有着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印度民族主义

1.萌芽产生

面对残暴的殖民统治,印度民族主义在19世纪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势头。在新的知识精英中,存在着一些视外来统治为一种短暂现象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早在1849年,戈帕尔哈里德什穆克就在一份马拉提语报纸上赞扬过美国的民主,并预言印度人将效法美国的革命者,将英国人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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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几十年之后,这类出版物的作者就会被控以煽动罪,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出版物几乎没有受到英国人的注意。同样地,在1853年,当东印度公司需要更新特许状时,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政治协会纷纷向英国议会呈递万言书,这些也没有受到多少注意,尽管它们含有强烈要求民主权利和减少地税等方面的内容

之后,1857年兵变既向英国人发出了警示,也向印度的知识精英发出了警示。英国人变得谨慎、多疑和保守,印度精英则陷入了长期的沉寂。

知识精英中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恢复了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他们属于新的一代。对他们来说,1857年的兵变只是一个模糊的童年记忆,而他们在英格兰一其中许多人都曾去那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历已经激发起他们的政治意识。

19世纪50年代的那些死气沉沉的老协会现在被比较有活力的新组织取代了。其中最主要的是1876年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印度协会”和1870年创立的“浦那全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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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伦达拉特班纳吉是印度协会的导师,领导了一场为印度人在印度文官机构中争取,更多名额的全印性运动。班纳吉是进入印度文官机构的首批印度人中的一员,但却因为一些很小的过错而被彻底解屉。进入文官机构的年龄限制也被故意从21岁降低到19岁。这样一来,只有那些被父母送往英国就学的印度人才能指望有机会进入这个文官机构。

2.民族主义的分化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民族革命派对印度民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自由派相信能够在英国统治的框架内从事民族建设。对他们来说,印度民族是对未来的期望,而不是一个过去与当前的事实。民族革命派觉得印度民族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而为了让它摆脱外国统治,只需唤醒它就足够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对印度政治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欢迎英国人为印度实施的宪制改革,还要求为社会改革立法;民族革命派则认为任何英国人恩赐任何一种改革只会加强外国统治的锁链,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命运的主宰。分离而不是联合成为革命派的口号。新印度教的核心——吠檀多哲学十分适合于民族革命派做出的一种政治解释:它对精神统一和摆脱幻象的强调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关于民族团结和势将终结外来统治的政治觉醒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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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大会

1857年后没有发生新的兵变,但“土著们”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要求进行宪制改革。尽管一些过于自信的帝国主义者会认为印度是用剑征服的,也应该用剑来统治,但殖民统治者们知道,他们从来都没能单凭武力就控制了印度的亿万民众,统治他们须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在孟买举行了首届年会。它是由来自英属印度各省的知识精英分子参加的一次相当小的集会。在省一级,在加尔各答出现了“英属印度协会”,其比较年轻和激进的成员还发起了“印度协会”。

1892年,英印政府实施了这种有限改革以满足印度国大党的要求。国大党已经在历届年会上通过决议,呼吁由选出的印度人代表在英属印度的立法机关中占有更大的比例。获得任命的英国人官员仍然在数量上超过印度人代表,这些印度人既无法阻止某项法令的通过,也无法推翻某项预算他们只能做批评性发盲,从而在辩论中得分,而这些辩论随后会在新闻媒体上报道出来。

1892年之后,印度国大党的年会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像以往那样激情澎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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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强化离心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个将死的帝国补上了最后一刀。二战的爆发让长期绥靖的英国有些吃惊,英国对德宣战后,英联邦各成员国和殖民地即表示参战,大部分都一脸忠心耿耿的样子,出人出力。

英国前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Macnald)对此感慨不己:“我想这是个不凡之举:这些6000万芸芸之众散布于50余块土地上,他们还没有自治权,他们由我们统治,却本能地承认……我们是弱小民族自由和福祉的真正保护者。”

英帝国在战争到来时的一致行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原认为英帝国会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瓦解。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自治领都像一战般听话,在经历了数十年民族主义的洗礼下,“为大英帝国而战”似乎不再名正言顺。埃及国王在支持英国作战上显得不够积极,为防止不测,英国被迫让这位国王退位。印度则更加暴躁,驻印总督强行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引得国大党不满,甘地再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镇压导致14000多人关入牢房。

相比于凝聚力的提高,二战的进程大大加速了帝国的崩溃。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最先遭受日本偷袭,英军被击溃。日本短时间内连续夺得东南亚,马来西亚,香港。1942年攻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地新加坡,击沉英国皇家海军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打破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横扫亚洲,战火一路烧至印度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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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失去的不仅仅是东南亚的殖民地,更是全世界殖民地和自治领对帝国的信任!他们不再认可英帝国是一个可靠的,强大的帝国。不是单单依附英国,忍受英国一国侵略的恶行,就能换得和平的时代了。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和英国的关系,帝国凝聚力遭受了莫大的打击。

大人,时代要变了!

印度的情况似乎更为糟糕,1942年8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引起多次冲突,英印当局在镇压中打死900人,英印统治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印度人民的关系趋向紧张。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官兵军心动摇,许多人不愿为屠杀自己同胞的英国人卖命,纷纷开小差,其中约42000人没有跑回家去,而是投到了鲍斯的“印度国民军”的旗下,反过来帮助日本人打英国人。印度国民军的部队与侵缅日军一起发动英帕尔战役,企图打开印度的东大门。

危急之中,丘吉尔调集部队奋力抗击敌军,还派出了与国大党领袖私交很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R、StaffordCripps)爵士前往印度救急。克里普斯向国大党领袖许诺:战后将推进印度向自治领过渡。但当国大党领袖们提出独立的要求时,克里普斯虽对此深有感触,但因超出其授权范围而无法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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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好在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战役中取胜,接着东南亚战局发生变化,盟军转入反攻,印度的危机才告结束,但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后却更明显地展示出来。英国在战时不得不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使得殖民地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面临殖民地提出的各项要求和爆发的动乱,英国政府或是血腥镇压,或是被迫让步,但结果都是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更为要命的是,二战促使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直接为二次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做了基础。战争中盟国领导人为了争取殖民地人民对抗法西斯国家,多次强调民族自决原则,1941年 7月14日《大西洋宪章》宣布“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民族自决的原则一旦提出,它就回避不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问题。殖民地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一定会走上与帝国分离的道路。

丘吉尔在制定这一原则时,多半是特指被德国占领的欧洲民族,但此话一出,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欧洲了。为战后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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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其宗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几个帝国走向终结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曾经显赫一时的英国此时已耗尽了国力,既无法阻止殖民地的独立,也因为战争中对盟友美苏等国欠情太多,而明知联合国对英帝国不利,也不做声。英帝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解体也就成了时间问题罢了。